中国的现代史从五四运动开始,而中国的近现代教育虽在整体上滞后于这一历史节点,但个体和局部的探索早已先行。若以学习和使用西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为对象,在南北朝唐宋元明时期均有早期尝试,清末传教士兴办的“洋书院”和洋务派创办的“新书院”都有很具体和深入的探索。五四运动的兴起缘于世界列强任意欺压中国人,强占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却无力抗争,故以热血青年为先导,掀起了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爱国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总结了以往学“西学”、学“西政”的经验教训,明确将科学和民主作为中国发展的导向,此后百年这种导向基本没有改变。

民主和科学在五四运动时期被译成“德先生”和“赛先生”,前者表达民主,乃现代道德的基础;后者则突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能体现其竞争力,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紧密相关。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红色苏联的兴起和中国贫瘠羸弱的现实,对于民主和科学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将中国贫弱混乱的根源完全归因于传统而非当时的政体和制度及国外列强的霸道行径,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过去,五四运动常被视为对中国传统的终结和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也因为后来被中国接纳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所以,尽管包括毛爷爷、蔡元培和梁漱溟等许多人一直在提醒:中国不应全盘西化、不应犯“东施效颦”“削足适履”的错误,应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失去了传统、缺少了自信,即便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不少国人仍然缺乏做“中国梦”的意识。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意识中的困惑也必然影响中国教育的正常发展,是需要进行及时而深刻检讨的。

不可否认,五四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思想,其影响是深远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纵观中国发展中的各类问题,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在这百年来的发展中我们还是有问题要发现、有经验要总结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不做好,后续的发展必然是盲目和缺少理智的。

首先我们要作个判断,中国的学问传统、传统教育是否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戛然而止了?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传统学问、传统教育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学术界、教育界和广大乡村地区。如,蔡元培强调用美学代宗教、在教育方面提倡“兼容并包”和“兼收并蓄”,接纳辜鸿铭、梁漱溟等认同中华文明仍有价值的学者进北京大学,并很有心地在为美国当红哲学家杜威来华庆祝生日时,赞扬其为“西方的孔子”,这些都巧妙说明孔子的思想和中国的学问传统不仅仍有价值,还可以与西方文明一样有益于人类。

此外,科学与“玄学(中国哲学、中国科技、中国经验、中国的教育方法等)”的争论旷日持久,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持续发力从多方面研究国粹,且他们中多数人均有留学背景。陶行知融合中国“知行合一”思想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建构了“生活教育”体系;五四运动时期反传统的“旗手”胡适对中国哲学、中国书院和中国的传统教育也有充分肯定;鲁迅也曾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人属于“中国人的脊梁”,称其精神不朽;毛爷爷更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宝贵遗产,要将精华与糟粕分开。可见,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百年中,认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绝对化的反传统的认识是对五四精神的误读。

1949年以后,中国虽经历了许多“革命”,但在中国人身上和精神里流淌的传统依然很多。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教育与生活中,中国元素还是主体。甚至在2000年前后,一些边远地方还存有私塾,传统的中国道德和传统意识在民间社会依然产生影响。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信息一体化以后,西方学问不经选择地涌进中国,而中国的教育也未对这些挑战做好准备,导致在经济和商业成为主导的现实中,中国的学问传统遇到了真正的灭顶之灾。不仅一般的伦理道德观念无人信奉,人群中做“美国梦”的也大有人在,就连一些学生娱乐的方式也都彻底西化。显然,这些都不是五四运动昭示和引领的新传统。

中国人、中国的教育界从何时起感到自身学问的价值以及感到自身学问将在教育中丧失而产生理智的恐惧呢?很显然,是在人类进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当国际化、一体化和标准化(西化)之风日趋激烈之时。那时,许多国家和民族也都开始意识到,面对这样一种大同趋势,自身的学问历史仍应是本国和本民族自信的理由、精神的源泉、自强的根基,不可废弃或丧失。

过去我们重视传统,只是将传统作为一面镜子。经过一百年的沉思,我们已开始意识到,传统有着重要价值,我们的民族认同、学问多样性和民族自强的心灵家园建设等都离不开传统的滋养。而其中,对于传承学问的教育实践、对于传统教育内容的选择判断,理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在放开学习西方学问的同时,对中国学问(在此主要指教育或学习的内容及方法)的复兴是有意识的,意识到在中国的学问传统中还有精华。1984年,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人成立中国学问书院,在所有高校刚刚恢复规范、拨乱反正之时,已率先通过研究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问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传统的滋养和体制外的教育探索。当时的高校学生多有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意识和冲动。然而,也有一种倾向在快速滋长,这就是在许多人的意识中,教育发展要正规化,而正规划的范本就是西方的模式,认为中国的教育传统不值得回首和在意,甚至被当作一切问题产生的缘由。比较典型的是,长期以来,面对社会和教育界对现实职业教育和高考改革的批评,不少的所谓学者都不加论证地将问题归因于中国曾有“万恶”的科举制,认为在中国的正规传统教育体系中科技的内容相对薄弱。事实上,大量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中国的科举即现代世界通行的公务员制的源头,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之所以能长期一枝独秀,也是与中国的科举政策、科技学问和人才品评的多元化密不可分的。相比较而言,对于现行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传统的作用微乎其微,关键是当代人如何选择改革的目标与路径,而不能把自己的传统当作不思进取、不愿正视问题的挡箭牌。

从一般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学问教育趋势也是传统,是中国大传统中的现代部分。既然是传统,就必定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精华一定是主要的,而糟粕是次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五千年灿烂伟大的中华文明,也不可能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类进步。在五四运动之后一百年的教育发展当中,所谓的精华主要体现在平民教育、义务教育(教育普及)、扫盲、非正规的职业和社会教育、科学下嫁、白话文运动、简化文字(虽仍有争议,但的确有利于教育普及)、教育与社会和生活的结合、运用先进技术促进教育均衡、高等教育大众化、强调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多元智能”理论为依据高水平地实施因材施教、教育管理加强了制度化和系统化、教育的重要性受到广泛关注等,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不巨大。如,典型的义务教育被公认是源于德国的宗教改革,但不可否认从孔子开始追求的“有教无类”、孟子提倡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中国教育一直聚焦的“化民成俗”和社学、义学、耕读并举、扫除文盲等实践,都是中国式义务教育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西方的现代学校(班级)教育和各类社会教育(夜校)的探索都对中国实现义务教育的理想有巨大和积极的影响,其成效世界瞩目。清末宣统年间,中国已经有了包括义务教育内容的国家教育章程,但当时的学者吾卢孺对普及义务教育的前景很悲观,他曾有诗曰“等到人人识字日,还须两万几千年”。显然,他的判断过于保守和消极了。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努力,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人人识字”的教育目标。然而,对给国人的普及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似乎还缺乏正确的把握。是兼顾常识、能力和公民的道德学问素养?还是只满足于教会百科类的常识,缺失公民的责任担当、弱化其基本公德和想象力、质疑精神、独立意识?甚至到了没有外国人或权威的认可我们都不会判断是非曲直的地步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能仅因为会记背、会考试就认为教育的水平提高了、基础教育就办得好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的糟粕主要体现在僵化地看待和运用班级授课方式、过于强调标准化和一体化、使科学精神的教育蜕变为科学主义的禁锢、道德教育弱化、唯智育倾向严重、教育被政治和商业扭曲、部分教育被经济(效率指标、学区房、政府责任及作用弱化、狭隘的人力资源意识等)绑架、教育改革的形式大于内容、软化的教育法治化建设(甚至有学者认为,教育类法规属于“软法”)难以支撑教育发展、许多体制性障碍被嫁祸于学问传统(如职业教育发展、教育立法、教育方面的社会参与等),各类学校与大众传媒对自身传统教育的缺失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更认同西方文明,缺少做中国人的自信基础等。可见,一百年的历史不仅形成了传统、积淀了利弊,也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充裕的反思空间。

中国的学问兼有精华和糟粕,西方的学问亦然。不加区别、以偏概全或双重标准,只能导致错误倾向的产生。西方靠建立殖民地、掠夺他国资源、歧视他国学问建构的发展方式不可学,也不能学。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往的百年中,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中国有朝一日经济高度发达了,如果失去了自己的学问、文字和信仰等,那么,作为学问意义上的中国人便不复存在。本可以造福国家、造福现实人类的中国学问将只能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没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就只有深深地自卑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独特性也将逐渐消失。

西方学问产自西土,引进到中国必须要对其进行改造,全盘西化或照抄照搬都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在理论上我们似乎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敞开国门特别是面对商业娱乐携带的学问和价值观时,我们的自主性就大大消退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需要反思的就是,在经济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对道德伦理和优良传统的坚守缺少认真负责的思考与把握。

西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曾有返回传统运动,出现了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著名的哲学流派,强调人类应坚守那些最重要的原则和传统。这对中国教育当下过度商业化、娱乐化、消费主义、经济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和教育现象无疑很有借鉴意义。在现实中,不加选择地追随西方风潮,几乎用以往“言必称希腊”的方式判断事务,论文和课题都要找西方权威的理论作依据,发表文章(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类)以国外刊物为首选,各类成就以在国外获奖为荣耀,没有了中国自己的标准,缺失了自己应有的判断。显然,这都不是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体现。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标准化时代,学问的多元性更有价值,这也是全球的重要共识。我国虽然约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接纳敬重“多元学问”的思想,但令人困惑的是,在我们的教育中,“本元”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起码的敬重,这的确是个十分重要和深层的问题。前些年,笔者在与日本教育及学术界的同行交流时,感受到他们一再强调,日本历来的教育和学术追求不是模仿,而是改造。很明显,模仿是没有自我的和盲目的,而改造就多了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对本国现状和向外学习都要有认真、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

近年来,在对中国留学生低龄化问题的分析中,笔者发现,除了教育质量和择校的问题困扰家长作出提前留学的选择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缺失对自身国情、对自身学问的了解,在高校中绝大多数的人文教育内容也都是以西方的“三观”为依据。不少学生及其家长的英语比中文好,了解美国比了解中国多,而对我国自身学问传统缺乏亲近感和传承的责任意识。

相比较而言,美国仅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前些年却集诸多影视明星和社会贤达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的故事》的国民教育片,引导美国民众通过对自身历史传统的梳理,认同他们的现代价值观,其影响效果非常明显。反观中国这类教育在学校、社会和家庭中出现的诸多错位与抵牾,其教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这是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和作出调整的。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知道学习和做事应因地制宜、由近及远、由易到难,但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效率主义、形式主义、标签主义和数字主义的意识过于强烈,在许多方面都忽略和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加以觉悟和认真改进的。五四运动的真正遗产是启示中国人要自信、自觉、自立、自强,而其最重要的基础是通过教育完成理智的“自知”,有了“自知之明”才会有因地制宜的最佳发展。

我们既然认同五四运动的传统是以民主和科学为主体的,就应了解民主和科学的确立也是有条件和前提的。这不仅在教育方面需明确,也会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一般而言,民主要与法制并辔而行,科学要与人文相辅相成。而在法制和人文的建设与发展方面,我们还有明显的缺失和不足。

如,中国真正的法制建设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像学校法、考试法、教育投入法、终身学习法等还没有出台,不少其他类型的教育法也有10~20年没有修订,其操作性和权威性普遍不强,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需求极不适应。而这些方面均与国外的经验和我国以往的经验不相符,使教育发展的许多方面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

再如,对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也存在严重错位。在不少人包括教师的意识中,科学似乎与真理一样,不容怀疑,只需记背和运用,而不知道科学的探索只可能接近真理,却不能取代真理。科学教育的重点不应仅限于科学常识,而应侧重科学精神。我们过去讲“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从科技通用性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然而,如果缺失科学精神,则科技发展就没有了动力;如果缺失了道德追求,科技也会成为伤害人类、高科技犯罪的可怕武器。

在国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过程中,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哲学和人文素养的提升等均不可缺少。而在过往的一百年中,我们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

从另一个方面比较,中国教育的长久传统是偏向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而受西方影响的近代传统是偏向教育者教育意志的,许多新方法都是在教的方面产生突破。中国的传统教育不仅早已具备了教育分段、分类、德艺双馨、知行合一、学思结合、明辨是非、兼收并蓄等方面的明确标准,还积累了对教育者、引导者引导学习的许多宝贵经验。20世纪以来,西方的教育改革越来越注重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其中不少新思想(终身学习、多元智能、学习型社会等)、新理论(课程教学贴近生活经验、知行合一、注重审问明辨等)、新技术(快速提升数学能力软硬工具、多种合作学习方法、记背技巧等)等,都能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中找到早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本来,中外的教育传统是可以充分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可以积淀集合成有益于今天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由于我们忽略了对传统的认真审视,这个基础的建立还存在严重问题。

再有,中国传统教育注重德育为先,用远大志向的树立和责任使命的意识作为学习的根本动力和心理支撑。而近代以来的教育传统从总体上还是偏向“西艺(所谓的先进常识和技术)”的。目前,除了有限的智育发展外,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等教育方针强调的综合目标都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历史上的中国教育将身心健康、道德伦理和常识教育融为一体,兼顾个人、家庭、社会和天下的发展,使阶段性和专业性的教育与个体、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发展较好地整合起来,教育与生活并不分离,且能与生活的经验较好地结合。我们现代的教育表面上正规化、专业化和精细化,但由于割裂了与真实生活、真实社会的联系,所以,不仅效果差,而且出现了明显的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等问题。

在过往的一百年中,我们的教育有得有失。看到成绩、振奋精神是必要的,但回避和无视问题从本质上讲还是不自知、不自信的问题在作怪,不利于中国教育开拓进取。审视和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既要有国际视角,也要有历史视角。只有在这纵横的坐标中,我们才会有自知之明的判断,明确有守有改的正确取舍。五四运动留给今天教育的宝贵遗产,不只是引进了西方的常识、技术、思想和制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人和中国教育敬重自己、相信自己、用于剖析和开发自己的自强不息的固有传统精神,明确中国的发展可以因源远而流长,因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与人为善而不可限量。